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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论文」合同法中“履行费用过高”的司法实践与理论现状

文章来源:钟蔚荣,《继续履行中履行费用过高的解释和认定》,中国政法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论文。继续履行也称强制履行,属于违约后的一项补救措施[1]:当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时,

文章来源:钟蔚荣,《继续履行中履行费用过高的解释和认定》,中国政法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论文。

继续履行也称强制履行,属于违约后的一项补救措施[1]:当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时,另一方有权要求其依约继续履行。依合同法第110条第2款[2],对于非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债权人主张继续履行的,债务人可以“履行费用过高”作为排除继续履行请求之事由。因此,一旦满足“履行费用过高”这一要件,将产生继续履行请求权排除的法律效果,对双方当事人利益影响重大。

实践中,履行费用过高概念及内涵理解的不同使得法院在审判中存在说理模糊、认定标准主观化甚至随意等现象。

一、司法实践

经案例检索[3]可知,大多判决直接援引“履行费用过高”作为案件说理理由未加分析说明即直接适用,其表述以成本过高或者“在经济上不具有合理性,势必造成一定的损失和浪费”[4]一笔带过。

司法实践判决中,法院在判断是否满足“履行费用过高”时,通常的考虑有:(1)当债务人继续履约成本超过合同双方所获利益时[5],或者超过债务人获得的履行利益数倍时[6],在此基础上亦提出“继续履行所必需的费用须与债务人获得的给付利益成比例,否则破坏了对待给付之间的平衡”[7];(2)当继续履约负担费用较大且超过债务人的承受能力时[8],该类判决最大特点是综合比较违约金、继续履行成本和债务人承受能力,并以债务人的承受能力作为判断依据;(3)在涉及集体利益情况下,强制履行造成的履约成本较大同时也可能会损害绝大多数集体成员的利益时[9];(4)当继续履行会给正在经营的第三人造成损失,或者新的纠纷会给债务人造成较大负担时[10],此类判决中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的合同一般与原合同有关联;(5)当补救履行如重作或修理需要花费较大且会影响其他部分的价值或功能时,或者直接将工作量大或难度较大的重作行为认定为履行成本过高[11];(6)在违约方未因违约行为获利的情况下,相对于合同的依约支出,重作或更换行为本身会产生一定的额外费用时[12],或者违约行为目的不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况下强制更换会造成债务人额外负担[13];(7)基于执行程序的难易程度及可执行性辅助认定“履行费用过高”[14],等等。

上述判断尚未充分地回答“履行费用过高”是否当然地包含这些考量因素,这些考量因素是否合理,以及如何将司法实践和“履行费用过高”相衔接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另一方面,实务中对“履行费用过高”和“事实上不能强制履行”、“不适于强制履行”等存在混淆和模糊化的情况,比如存在将合同法第110条第2款中“履行费用过高”作为解释第1款“事实上不能履行”[15]的情况。因此,“履行费用过高”的解释和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理论研究现状

目前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等制度层面均无关于“履行费用过高”更多地阐释,亦未对该条文设置详细辅助性或说明性规范,因此,该问题的解决需要借助法学方法论等法学基础理论不断地推进深入。

主流著作[16]中相关内容的论述篇幅短小而简洁,更有甚者一笔带过,少有进行专门的分析,其中王利明教授、韩世远教授的有关著作中给予的叙述较多,但采取的做法基本上为:首先,进行较为粗疏的文意方面的表述,然何以为此界定其理由较为简单或单一;其次,将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特殊考虑的因素进行简单罗列而未深入论证如何适用[17]。期刊论文中,“履行费用过高”更多的依存于给付不能或履行不能等文章中,大多为:一类是对司法判决的评论分析,内容或者观点基本引用前述著作[18];一类是在评析“效率违约”[19]制度时将履行费用过高作为“效率违约”在我国合同法中的体现,着重称赞该制度的合理性,几无深入探讨适用的问题[20]。

(一)价值理念

王利明教授[21]、韩世远教授[22]认为“履行费用过高”与“经济合理性”的价值相契合。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该条款的设定是英美法系国家“效率违约”价值在我国合同法中的体现,如刘浩宇[23]、李克武[24]等;亦有学者认为可借助“效率违约”的理念来完善“履行费用过高”中节约社会成本的倾向,如王艳丽、戴枫[25]等;亦有学者反对将“效率违约”引入合同法,如孙良国、单平基[26]等。“价值取向”的认识有利于指导“履行费用过高”的深入分析,虽“履行费用过高”是否体现“效率违约”存在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常常使用“效用”或“效益”等法经济学的方法论辅助判断。“效益”的价值在“履行费用过高”中是有体现的,属于研究参照的价值因素之一。

(二)概念内涵

“履行费用过高”的概念范畴,目前学界没有较为详实且统一的认识,大多学者亦采韩世远教授相类似的认识,即“是指有时候标的物要强制履行,代价太大”[27]。因此,概念的界定上的宽泛必然造成“履行费用过高”认识的模糊以及实务审判上的偏差等,对概念的核心构成要件的理解不同必然导致该规定的滥用。“履行费用过高”的认定标准,王利明教授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经济上的合理性;二是履行时间,并认为“诸如支付的费用过大,义务人作出实际履行与其获得的利益之间极不相称,实际履行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等等,则为经济不合理,因而不能适用实际履行”[28],许多学者也表示认同[29]。但是,依前述表达,王利明教授一方面在分类上将经济上不合理与履行时间过长并列,另一方面又将履行时间过长用以解释经济不合理,存在一定逻辑矛盾。

(三)比较对象

“履行费用过高”的比较对象,学界和实务界的主张有:一是,履行费用或成本与合同双方的履行利益[30];二是,履行费用和债务人的履行利益,如王利明教授提到“义务人作出的实际履行与其获得的利益之间极不相称”[31];三是,履行费用与债权人的履行利益[32];四是,主张应综合考虑债务人履行利益、债权人履行利益及双方履行利益[33]。此外,叶昌富[34]认为,一方面要关注执行所需成本和执行结果的比较,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守约人实际所获利益与合同正常履行之预期收益的比较,以及继续履行与否可能造成的损害情形,诸如对守约方的信用、信誉之损害。而王洪亮[35]提到履行费用与债务人给付利益之间严重不成比例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由此可见,“履行费用过高”含义变得越来越泛化。前述逻辑之外,韩世远教授认可Reinhard Zimmermann的观点,认为的比较标准还可以考虑:与另外一种补救履行所需费用相比所表现地“相对的不合理”;与债权人通过该特定的强制履行所获得的利益相比所表现地“绝对的不合理”[36]。而包思聪在介绍德国类似制度时认为,由于“履行费用过高”的措辞宽泛,在理解上三者似乎都是可行的——比较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和债务人的履行费用、比较债务人实际需付出的履行费用和正常情况下应付出的履行费用、比较债务人的履行费用和债务人履行义务可获得的利益[37]。因此,目前对“履行费用过高”的比较对象及认定标准均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这个“大杂烩”中包含了许多参考因素。

三、”过高“的认定标准

“过高”的认定标准,目前实务界大致方向有:其一,费用数倍于履行利益;其二,履约程序较繁琐[38]。至于何种情形满足过高的要求,包思聪认为除非履行费用之高超出债务人的承受能力,否则不宜适用该情形[39]。学界并无对该“过高”的详细论述,实务中“过高”仍受个体情感因素限制而极富主观色彩。冀放博士主张可以借助德国《帕兰特民法典评注》对《德国民法典》第138条之“明显不相当的财产利益”的解释,以是否超过市场价值的100%来认定突出的不对等之费用;亦提出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所作的民间借贷利率限制性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9条以“百分之三十”对“明显不合理高价”进行解释的标准[40]。但是,在个案中,费用以及收益不能准确地金钱化,及实践中即使超出前述参考“标准”法院仍难以判断是否履行费用过高限制了前述思路的适用。因此,“过高”是否需要确切的界定标准以及如何弹性地适用该标准需不断深入研究。

综之,对于“履行费用过高”的问题,在“统”的层面,众多学者认为履行费用过高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规定,关注的是利益失衡之情形。在“分”的层面,对于履行费用的比较对象和认定标准等方面的认识尚未有更多具体深入的研究。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第10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第110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

【3】本文所列举案号之案例,其相关具体内容可在论文“附录”中查阅,判决来自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依案号查询。↑

【4】上海市一中院(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191号判决。法宝引证码CLI.C.1765400。该案例可参见顾全:《合同法上强制履行的适用条件分析》,载《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24期。↑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第6期上载的“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黑龙江高院(2015)黑民终字第137号判决、长沙市芙蓉区法院(2015)芙民初字第812号判决。↑

【6】参见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1931号判决。↑

【7】深圳市中院(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813号判决。↑

【8】参见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1786号判决、广西高院(2009)桂民一终字第54号判决。↑

【9】参见浙江省高院(2014)浙民提字第66号判决。↑

【10】参见河南省高院(2015)豫法民提字第344号判决、淄博市中院(2014)淄民一终字第465号判决。【11】参见福建省高院(2014)闽民申字第1020号判决、四川省高院(2013)川民申字第2441号判决、重庆市永州区法院(2015)永法民初字第00562号判决、乐山市中院(2013)乐民终字第871号判决。↑

【12】参见成都市中院(2014)成民终字第4462号判决。↑

【13】参见宿迁市中院(2015)宿中民终字第02753号判决、乌鲁木齐中院(2015)乌中民四终字第876号判决。↑

【14】参见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恩施中民终字第00082号判决、大连市中院(2014)大民二终字第01403号判决。↑

【15】参见上海市一中院(2016)沪01民终11839号判决。↑

【16】参见江平:《民法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9页。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392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6-416页。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2页。↑

【17】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2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页。↑

【18】参见叶昌富:《论强制实际履行合同中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邓达江:《“合同履行费用过高”适用研究》,载《怀化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陈奇伟:《合同实际履行与损害赔偿制度的经济学思考》,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4期。成晓霞:《论违约责任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实际履行到损害赔偿》,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王洪亮:《强制履行请求权的性质及其行使》,载《法学》2012年第1期。冀放:《给付不能之履行费用过高问题探析》,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6期。王洪亮:《我国给付不能制度体系之考察》,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顾全:《合同法上强制履行的适用条件分析》,载《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24期。胡昌明:《请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应具备法律和事实上的条件》,载《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6期。↑

【19】效率违约一般是指,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只有因违约带来的收益将超出己方以及他方履约的预期收益,并且针对预期收益的损害赔偿有限,使之在承担违约责任后仍有盈余,违约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20】参见刘浩宇:《效率违约的价值评析──对我国合同法第110条的再思考》,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2期。李克武:《效率违约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读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载《江汉论坛》2004年第6期。王艳丽、戴枫:《效率违约理论述评——拿来、批判或是选择性吸收?》,载《学海》2008年第3期。孙良国、单平基:《效率违约理论批判》,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6期。↑

【21】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2页。↑

【22】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页。↑

【23】参见刘浩宇:《效率违约的价值评析──对我国合同法第110条的再思考》,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2期。↑

【24】参见李克武:《效率违约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读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载《江汉论坛》2004年第6期。↑

【25】参见王艳丽、戴枫:《效率违约理论述评——拿来、批判或是选择性吸收?》,载《学海》2008年第3期。↑

【26】参见孙良国、单平基:《效率违约理论批判》,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6期。↑

【27】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页。↑

【28】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2页。↑

【29】参见叶昌富:《论强制实际履行合同中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邓达江:《“合同履行费用过高”适用研究》,载《怀化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顾全:《合同法上强制履行的适用条件分析》,载《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24期。胡昌明:《请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应具备法律和事实上的条件》,载《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6期。↑

【30】参见陈奇伟:《合同实际履行与损害赔偿制度的经济学思考》,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4期。成晓霞:《论违约责任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实际履行到损害赔偿》,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

【31】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2页。↑

【32】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页。王洪亮:《强制履行请求权的性质及其行使》,载《法学》2012年第1期。↑

【33】参见邓达江:《“合同履行费用过高”适用研究》,载《怀化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顾全:《合同法上强制履行的适用条件分析》,载《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24期。↑

【34】参见叶昌富:《论强制实际履行合同中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

【35】参见王洪亮:《强制履行请求权的性质及其行使》,载《法学》2012年第1期。↑

【36】参见Reinhard Zimmermann:《The 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转引自,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页。↑

【37】参见包思聪:《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但书规定的适用条件、法律效果及相关的损害赔偿》,华东政法大学2016硕士学位论文。↑

【38】参见附录案例及冀放:《给付不能之履行费用过高问题探析》,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6期。↑

【39】参见包思聪:《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但书规定的适用条件、法律效果及相关的损害赔偿》,华东政法大学2016硕士学位论文。↑

【40】参见冀放:《给付不能之履行费用过高问题探析》,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6期。↑

论文附录略

合同法中“履行费用过高”的司法实践与理论现状

每个优秀的律师,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我想将我自己沉默时光中整理的民商法知识点贡献出来,去帮助那些充满迷茫、充满不安、被压力驱赶着的法律人,希望他们在点开标题后不再彷徨。

任何法律问题或非法律问题,乃至律师执业问题,欢迎留言,我是Veyron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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